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臣窃惟补兵如补敝衣，敝坏则易，而补缀则难，故叙补兵之说凡五条。兵之与食吃紧相关，故附以“筑墙工食”及“边粮”之说，凡三条。伏蒙圣谕，令臣悉心区画来闻。臣不敢不竭其愚，伏惟圣明裁择。
一清弊源以收逃卒。臣阅军蓟镇，究军所以多逃亡之故，皆曰边墙之工，卒岁不休，转石颠崖，伐树深涧，力办不及，贷钱赔𬥶。加之各关夷人乞讨无时，旬抚月赏，悉出穷军。将官侵克，毛厘剥削，文吏盘点，番增渔扰。穷军生计，止是月粮，斗割升除，而月粮得入军腹者几何矣？至如召募之军，多非土著，不缘身迫穷窘，谁肯自同罪谪？衣粮既不满望，工作又尽其力，势如鸟徙，亦何足怪？兼以石塘、古北本号苦寒，地既虏冲，土尤硗确，哨守之劳已甚，资生之计尽无。原与逸肥之军一切衣粮不异。是以募军之逃，尤甚于他军，而石塘、古北之逃又甚于他处也。窃惟国家恩爪士以冀死力，岂欲缩其口食，以餍饿豕之私求，而又夺其生计，以佐设险之公费乎？且国家岁出筑边银数十万两，而又令穷军赔𬥶，岁给抚夷银三万两，而又以累穷军，臣不知其说也。今欲抽军操练，则一身不能两役，墙工自须别议。至于抚夷之费，合令督抚诸臣仔细计算，如国家岁给彀用则已，不彀则请于朝廷别为区处，一毫不以累穷军。其将官文吏贪饕之辈，重法禁治，但使穷军全得一石月粮，长孤畜妻，自然不走。至于苦寒之辈，缘军士衣粮，普天同例，纵欲加厚，其道无由。臣思得一说，京边折银给军皆是六钱五分，蓟镇独是四钱五分。始者盖因本镇米贱，权为节减，原非经制。且夫籴之贵贱，因地瘦瘠，假如腹里籴价五钱六钱，则穷边断是八钱九钱，柰何使苦寒与逸肥一样同折，非称物平施之义也。合令户部量地均筭，自蓟镇苦寒米贵之处，照例给与折色银六钱五分，在国计则本分之外毫末不加，在穷边则同辈之中已稍优厚，其逸肥米贱去处，自不得援此为例。若谓银不可增，则如前时总制杨博所题“镇边横岭”事例，每年十二个月悉与本色，亦无不可。如此百方体悉，庶足系属其心。不然虽终日撄以徽𬙊，犹难保其不掊锁而夜走也。
一专责任以严勾补。照得蓟镇之兵，自内地卫所抽往边关，譬之泉货，卫所乃其出产，而边关是其转输处，其逃边关而潜回卫所，则卫所实渊薮之区。转输有缺，责之出产，逋逃不获，问之渊薮。然而逃军往往不补者，盖是营卫互相推调。营官则曰“卫所窝逃军，纳月钱”而不肯解也。卫官则曰“营官剥削军士”以致之逃，而我无柰何也。营卫本为一体，而矛盾若此，则无官以兼制之之故也。该镇得兼制营卫者，惟督抚，而督抚大臣专理兵机，势不得亲细事，其下惟有兵备道。合无请敕一道，以补军责之兵备，其营官之剥削与卫官之窝逃者，兵备皆得重法治之。营官以逃军多少而轻重其罪，卫官以补军多少而轻重其罪，并论卫官补军之多少与营官逃军之多少，又以为兵备功罪。责任既专，缺额自足。其补军之法，逃军先尽本身，故军先尽子孙，不足则均之同伍，均之同队，以至通一卫之余丁而补之，又不足则取之城操正军。于勾补之中寓垛充之法，大率务如原额而止。然缺之于数十年而补之于一旦，太急则人情不堪。合令督抚与兵备计议，量其缺军分数，一年可补完几分，年终如其分数而责之，其亦可也。一定班戍以便人情。照得古北、石塘一带，缘旁近州卫被虏残破，因而垛募远军。当时垛者迫于令而不敢不行，募者贪于利而不顾其后，及至戍所营房亦无错云。人情非有匹偶，不能久居其所。此辈往往身寄穷边，家悬千里，采薇之遣既久，及瓜之代无期，赍送屡空，衣鞋莫继，始于潜返，驯致久逃。揆之人情，殊非得已。是以日逃日解，随解随逃，逃解相仍，徒滋烦扰。近者督抚开移远就近之例，臣亦有“首逃区处”之文，因而首者纷然，益可见其情矣。臣以为不与区处，则无以回逃者之路，若与改编，则又恐摇居者之心。酌中二者，颇得一说。但系六百里之外，或分为两班，一班备春，一班备秋，或并为一班，半年城操，半年秋戍。其在官，则向之终身逃窜，孰与得半军之用？其在军，则向之终岁浮寄，孰与得半乡之间？既可稍近人情，又不改移原戍，询诸逃卒，亦尽称宜。且戍军在其乡，则食减支六斗，在边则食行粮四斗五升，则是一军止食半军之米，在边扣其余米，亦足顾募半军。待本处募军足彀原数，然后将远军更议改编，其五百里之内及旧额之军，不系以后垛募者，自补原戍处所，绝不得援此为例。
一处民兵。臣闻“长民者贵因事以为功，则民不困而事易成”。今蓟镇民力亦已竭矣，不可以加矣，而蓟镇之兵与马方患其不足也。查得永平府志书所载，本府原无民壮，正统末，胡虏寇边，佥设民壮二千五百名，可见畿甸民兵原为被虏而设也。即以本府备虏之设，还为本边备虏之用，閒时则州县驻操，有警则就近守边。度永、顺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，分为二枝，每枝统以一游击督之兵备而隶于巡抚，閒时止用原设工食，守边则给行粮而已。此为官不增粮，民不增赋，而坐得兵六千人也。又查得山东有马民兵三千名，原为蓟镇而设，今暂用之南征，事已则湏仍还蓟镇。若使不用其人而征其功食，以为本镇就近顾募之用，则山东民兵每名岁该工食银三十余两，三千名岁征银九万余两，就近可顾募步兵七八千人。又查得蓟镇事例，岁该取腹里减存民壮工食，以为本镇募兵之用。今此银不知积之何所，但得银三万两，足顾募三千人，此亦为粮不增于官帑，赋不加于蓟民，而坐得兵万余人也。又查得蓟镇缺马，多从兵部兑给，合永平一府，岁该解备用马九百余匹，若停两年该解之马，又贴以遵化等县寄养马一千余匹，以给蓟镇民兵，足成马兵三千人。且京师之马不必给蓟，蓟镇之马免于解京，互相抵兑，两为便益。其两年之后，自照例解京如故，此所谓“民不困而事易成”者也。
一处班兵。窃闻聚兵者，先料其食，蓟镇主兵若足原额，将及十万，即使月粮一半折银，亦湏本色米六十万石，岁岁转漕，胡以办此？则是旧额不足，正苦少兵，旧额若足，又苦少米矣。今补主兵以免客兵也，免客兵以省费也。臣尝计之，客兵每岁防秋四月该支行粮一石八斗，主兵一人每岁该支月粮十二石，出戍百里，行粮又在其外。主兵一人之费足抵客兵七人之费而有余，主客之马费亦如之。然则调客兵代主兵，计各处则为增费，在蓟镇则为省费也。补主兵代客兵，计各处则为省费，在蓟镇则为增费也。今欲米不增于蓟镇，兵不烦于远调，惟是班军可以经久。查得蓟镇、天津、河间等卫，春秋两班官军已有二万二千八百八十二员名，或于京班中再拨一枝两枝，或于班军原卫抽补余丁一枝两枝，足成三万人，以充该镇主兵之数，而以游击十人分统之。閒时则于原卫驻操，防秋则于该镇上班。驻操则本处兵备监督，上班则该镇兵备监督，其原卫官听该管游击节制。班军如有老弱逃亡，原卫即与佥补，此其粮不增而兵足，所谓经久之道也。
一筑边工费。自来边墙皆是军民兼筑，今欲抽军操练，所谓“墙工”自湏别议。其原编顺天等八府民夫，远则征银顾募，近则沠夫上工。若以派夫计之，每夫一名，一月该盘缠银二两，百名该银二百两，每夫百名，一月止筑墙二丈，每墙二丈又该官给盐菜银十两，则是二百十两之费，止彀筑墙二丈。若以顾募计之，每墙一丈该银十五两，则是银二百十两，该筑墙十四丈矣。顾募十四丈之费，止抵派夫二丈之费，是差却七倍来往。若一筑征银顾募，则官得七倍之赢，民免去家之扰，墙获早完，征发亦息，只是夫与价互换之间，而其利如此。
一复本色以存久计。照得蓟州仓粮遮洋总二十四万石，百余年来，元运本色并无升斗折色。至正德末年始议折十万石。嘉靖十二年，又议折四万石。彼时建议之臣，偶见本镇米贱，籴价不上四五钱，以为九钱一石征银，而以六钱一石给军，则国与军皆有赢羡，又省造船漕卒之费，是以轻议变法，曾不虑及岁有丰歉，籴无常贱。今年滦东饥馑，一石折色不足以籴四斗本色，诸军坐困，菜色至今。况自古转饷，以人权米，以米权银，必三相称，乃无偏重。彼时蓟镇原无大虏，聚兵甚少，故减米增银，犹谓时宜。今聚兵至十余万，岁费主客银七八十万，而米不及十四五万，一旦窘急，无处籴买，不得已则挖运京师，脚价转多，骚扰尤甚，非得计也。故臣以复本色为便。又诸边皆是陆运，故致米为难。蓟州一路水运，故致米则易。至于造船漕卒诸费，但取昔年未变折色以前之旧法，即是今日欲复本色以后之定规，故牍尚在，无俟他求。纵不能尽复本色，亦可先复一半七万石，使该镇每年给军之外，余粮常有二十万石在仓，然后更议减本加折。盖尝览史记货殖传载：“诸富家多积金帛，而任氏独窖仓粟，遇岁饥，诸富家金帛尽折而入于任氏。”赵充国亦言：“湟中籴米三十万斛，诸羌不敢动矣。”谚曰：“小可喻大。”田舍翁作家与老将筹边，未尝不以多积粟为先务，虑至深也。
一处转般以便支给。照得滦东一带军士原在永平、山海等仓支粮，后海运既罢，始移在蓟州仓。蓟州去滦东远者五百余里，自来未有往返千里而负粮者，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偿盘剥之费，穷军毒苦，不能尽言。前年虏酋入犯马兰谷，止因墙军远出支粮，嘹援不及，竟至深入破堡杀将，其为边境之害深矣。边境之害既如此，穷军之苦又如彼，而卒莫有为之处者，户部重惜脚价也。臣窃计之，滦东之运，一岁湏米三万石，自蓟州仓运至永平，急则驴驼人负，度用脚价八九千两，缓则车载，脚价可六千余两而足。国家岁为蓟镇费银百余万两，乃靳此百分之一，至使军苦无诉，又使虏得乘隙，则是所惜至小，所损甚大。合无置一户部分司于永平，使与蓟州郎中相首尾，岁增脚价六千两，其本色三万石与折色银数万两，悉运至彼处支给，军无远支，边不缺戍，计亦甚便。又臣所谓脚价者，非必岁岁而用之也。访得滦东等处大率十岁而九收，丰收之年不必运米，但取银于蓟州，而籴米三万于永平本处，则脚价亦自不用，即以减存脚价，亦作籴米本银六千两，银可得米万四五千石。若十岁丰收，则米当至十四五万石，即以此脚价所积之米，贱则籴，贵则粜，收其羡利还充脚价，而本米常在，则十年之后，所谓岁增脚价出于户部者，亦不必用矣。此亦富边之一策也。则是国家所损至小，所利甚大，特在立法之初，户部择一有心计司官经画之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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